| 问题 | 从医疗事故的法律改革看中国侵权法的趋向及其对保险市场的影响 |
| 释义 | 医疗事故，中外都有。瓦斯门的统计显示美国每年仅发生在医院的因医疗故失造成的死亡人数就有10万左右，伤残人数为50万左右。[1] 我国每年因医疗事故造成的伤残人员数目也是很大的。1996年到2001年，我国医疗机构的医疗事故发生率达5%，经各级卫生主管部门鉴定的医疗纠纷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00%，通过法律诉讼程序解决的医疗纠纷数量也在逐渐增加。[2]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技术的日新月异和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医疗纠纷案件的增长是必然的。最高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简称《规定》）和国务院颁布的从2002年9月1日起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简称《条例》） 不仅扩展了医生和医院在医疗事故中的侵权责任而且在许多方面增加了对受害人的赔偿金额。但是，医疗事故的法律处理对侵权法发展的影响还没有被完全意识到。医疗事故法律改革所造成的深远的配置性和分配性影响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将阐述这些问题。第一节将介绍医疗事故法律改革的现状。在适当的地方将分析医疗事故法律处理对我国侵权法发展的一些影响。本节也会简略比较中国法在这方面和英美法系法律不一致和一致的地方。第二节探讨医疗事故法律改革对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到309页。 ［4］Michael Jones， Medical Negligence （London： Sweet & Maxwell， 1996） at 551. ［5］同上，第556页。 ［6］McInerney v. MacDonald， [1991] 2 Med. L.R. 267； （1992） 93 D.L.R. （4th） 415 （S.C.C.）。 ［7］Jones， 见注4，第244页； Wilsher v. Essex Area Health Authority [1988] 1 All ER 871； Richard Epstein， Torts （New York： Aspen Publishers， Inc， 1999） at 171. ［8］Jones， 见注4，第146页； Epstein， 见注7，第171页。 ［9］Byrnes v. Boadle， 2 H. & C. 722； 159ER299 （Ex. 1863）。 ［10］Scott v. London & St. Katherine Docks Co.， 3 H. & C. 596； 159 ER 665 （Ex. 1865）。 ［11］John Wigmore， Evidence， §2509 （1st ed. 1905）； RST §328D.[page] ［12］Ybarra v. Spangard，154 P. 2d 687 （Cal. 1944）。 ［13］Cassidy v. Ministry of Health [1951] 2 K.B. 343. ［14］Garner v. Morrell， The Times， October 31， 1953， C.A.， Epstein， 见注7，第 183页。 ［15］Henderson v. Henry Jenkins & Sons [1970] A.C. 282. ［16］Ballard v. North British Railway Co. 1923 S.C. 43， 54 per Lord Dunedin. ［17］Colevilles Ltd v. Devine [1969] 1 W.L.R. 475， 479， per Lord Donovan. ［18］Ng Chun Pui v. Lee Chuen Tat [1988] R.T.R. 298 （P.C.）； 加拿大的法律与该案相似，见Holmes v. Board of Hospital Trustees of the City of London （1977） 81 D.L.R. （3d） 67 （Ont. H.C.）。 ［19］Giles v. City of New Haven， 228 Conn. 441， 630 A. 2d 1335 （1994）； Brown v. Scrivner， Inc.， 241 Neb. 286， 488 N.W. 2d. 17 （1992）； William Prosser， “Res Ipsa Loquitur in California，” 37 California Law Review 183 （1949）。 ［20］Stone‘s Farm Supply， Inc. v. Deacon， 805 P. 2d 1109 （Colo， 1991）。 ［21］《中国医疗事故引发法律大战》，《长江日报》，2000年3月30日。 ［22］同上。 ［23］孙爱国，《中华工商时报》，1999年8月17日。 ［24］同上。 ［25］F. v. R. （1982） 33 S.A.S.R. 189. ［26］Sidaway v Bethlem Royal Hospital Governors [1985] 1 All ER 643， 659. ［27］Hills v. Potter [1983] 3 All ER 716， 728； Bolitho v. City and Hackney Health Authority [1993] 4 Med. L.R. 381， 386. ［28］Maynard v. West Midlands Regional Health Authority [1984] 1 W.L.R. 634. ［29］Poole v. Morgan [1987] 3 W.W.R. 217， 253. ［30］《条例》第23条。 ［31］《条例》第24 条。 ［32］《条例》第26条。 ［33］Patricia Danzon， “The Frequency and Severity of Medical Malpractice Claims： New Evidence，” 49 Law & Contemporary Problems 57， 71-72 （1986）。 ［34］《条例》第56条第1款。 ［35］The Queen in the Right of Canada v. Saskatchewan Wheat Pool （1983） 143 DLR （38）。 ［36］Epstein， 见注7，第143-46页；Jones， 见注4，第336-351页。 ［37］Donald Dewees et al.， “The Medical Malpractice Crisis： A Comparative Empirical Perspective，” 54（1）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217， 244 （1991）。 ［38］王利明和杨立新，见注3，第308页。 ［39］《条例》第50条第2款。 ［40］《条例》第50条第5款。 ［41］《条例》第50条第8款。 ［42］《民法通则》第119条。 ［43］Kenneth Arrow， “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 53（5）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1， 960-61 （1963）。 ［44］George Priest， “The Current Insurance Crisis and Modern Tort Law，” 96 The Yale Law Journal 1521， 1539-40 （1987）。 ［45］D. Lees and R. Rice， “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 Comment，” 55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40（1965）。 ［46］George A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488 （1970）。 ［47］Priest， 见注44，第1543页。 ［48］参阅Arrow， 见注43，第963-64页。 ［49］Mark Pauly， “The Economics of Moral Hazard：Comment，” 58（3）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31 （1968）。 ［50］同上，第534页。 ［51］有关免赔额和共同保险，请参阅Arrow， 见注43，第960； Pauly， 见注49，第535-36页。 ［52］Priest， 见注44，1546-48页。[page] ［53］何雪峰，《目前深圳有关部门出台相关措施，对医院和医务人员实行执业风险保险》，《信息时报》，2002年6月7日；沈保，《医疗责任险难进南京医院门的原因》，《新华日报》，2002年6月27日。 ［54］有关分配正义，参阅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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