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 | 涉外仲裁协议的司法审查 |
| 释义 | 涉外海事仲裁协议司法审查的理论与实践 ——以域外法的适用为中心 与普通民商事纠纷相比，海事海商纠纷具有很强的涉外性。同样地，在对仲裁协议进行司法审查时，海事法官也经常面对涉外海事仲裁协议的效力认定问题。涉外海事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广泛存在于海运提单、租船合同、造船合同等各类海事法律文本中，除了如租约仲裁条款并入提单等特殊问题之外，涉外海事仲裁协议的司法审查需要面对的一个常见问题便是域外法的适用。这虽不是一个新问题，但近年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新实施，以及国内海事仲裁业不断发展而引起的对于仲裁与司法关系的新探讨，更为重要的是，海事司法对于涉外海事仲裁协议的审查在实践中的新积累，都为重新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背景和素材。本文拟从海事司法的角度出发，以域外法的适用为中心，对涉外海事仲裁协议的效力审查进行实证分析与理论探讨。 一、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及其司法解释(以下简称《仲裁法》及《仲裁法解释》)明确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而涉及海事海商纠纷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则由海事法院专属管辖。由此可见，我国法律明确赋予了海事法院对涉外海事仲裁协议效力的司法审查权。实践中，此类争议除了以独立的申请确认海事仲裁协议效力案件的形式存在以外，还广泛存在于海事海商案件中当事人提起的管辖权异议审查案件中。 我国《仲裁法》没有对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审查进行明确规定，早期的司法实践中也普遍存在以国内仲裁协议的效力标准审查涉外仲裁协议的现象。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仲裁法解释》，其中第十六条规定：“对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审查，适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但约定了仲裁地的，适用仲裁地法律;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也没有约定仲裁地或者仲裁地约定不明的，适用法院地法律。”2011年施行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或者仲裁地法律。”由于上述法律文件明确了涉外仲裁协议审查的法律适用，故近年来，我国海事司法实践在此类案件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域外法的适用。 在明确了涉外海事仲裁协议审查案件中海事法院的管辖权以及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则后，法院在具体认定涉外仲裁协议效力的裁判方法上，同一般的涉外民商事案件并没有实质差别。法院审查仲裁协议的效力，应以法律为大前提，以事实为小前提，以法律评价事实从而得出案件结论。在这一三段论的司法推理过程中，同任何一篇民事裁判文书的写作一样，法官要做的主要是两件事，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涉外海事仲裁协议的司法审查案件中，在域外法的适用上，一方面固然会涉及到根据冲突规范确定准据法的问题、域外法查明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必然会涉及到与仲裁协议相关的事实认定问题，包括仲裁协议的确定及其解释等，这些事实既是确定准据法的基础，又是域外法评价的对象。因此，要正确适用域外法，有必要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两方面对司法实践进行考察。 二、事实认定 (一)确定仲裁协议 涉及仲裁协议效力审查的案件，首先应确定作为法律评价对象的、当事人系争的仲裁协议的存在及其内容。在多数案件中，这并不是很大的问题，但依旧有小部分案件，由于当事人之间存在多份合同，或者发生了合同转让、合同条款并入等情况，导致作为司法审查对象的仲裁协议本身难以确定，此时首先要根据案件的证据以及当事人签署协议的相关事实，来确定系争的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本身的内容。 案例一：XX有限公司诉XX造船有限公司、XX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船舶建造合同纠纷案 2008年12月25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多用途船送审、详细、生产设计合同》，由被告一委托原告对其建造的四条多用途船进行送审、详细设计、生产设计及相关技术服务。同一天，原告又与两被告分别签订两份《设计服务合同》，由两被告委托原告对《多用途船送审、详细、生产设计合同》中的前两条船进行送审、详细设计、生产设计。后两被告均未在合同约定时间内付款，故原告起诉要求两被告承担违约责任。两被告在答辩期内分别提出管辖权异议。被告一认为：其与原告签订的《多用途船送审、详细、生产设计合同》第八章争议的解决办法明确约定：“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果达不成共识，进行仲裁。仲裁所在地为在中国上海进行。”双方对纠纷的解决约定由仲裁机关裁决，且约定的仲裁机构明确，排除了法院管辖。被告二认为：根据《设计服务合同》第9条，当事各方约定了仲裁条款，该仲裁条款规定因合同引起的争议将提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仲裁地点为新加坡。该仲裁协议合法有效，受理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 上海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与两被告共同签订的是两份《设计服务合同》，该合同的第9条规定：任何因本合同引起的争议将提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仲裁地点将在新加坡。该合同的仲裁条款属于涉外仲裁条款，由于当事人未选择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故应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与仲裁地新加坡法律进行审查。根据该国法律，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两份《设计服务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是明确、有效和可执行的。故裁定驳回原告巴柏赛斯船舶科技有限公司的起诉。 本案是涉及当事人之间存在多份合同的典型案例。该案中共有三份合同，均是2008年12月25日同一天签订的。其中第一份合同，是原告与被告一签订的中文版本合同，约定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在中国上海仲裁。另两份合同是原告与作为共同船厂的两被告签订的英文版本合同，约定任何因本合同引起的争议将提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仲裁地为新加坡。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份合同针对的标的物存在同一性，合同主要的权利义务约定也均相同，其主要区别在于合同涉及的签约主体不同。现两被告未在合同约定时间内付款，原告既然选择在同一诉讼中起诉签约的其他两方作为被告，就应当按照三方协议确定争议解决方式。因此，法院系通过对涉案实体争议涉及的主体这一事实的分析，从而认定涉案应审查的仲裁条款为三方协议下的仲裁条款，并进而根据该仲裁条款的内容确定了应适用的准据法，最终通过适用新加坡法得出了该仲裁条款有效的结论。由此可见，确定仲裁协议是涉外海事仲裁条款司法审查的第一步，也是直接影响准据法确定、域外法查明的前提和基础，法院在对此进行事实认定时应综合考虑在案证据、签约事实以及纠纷实质等各种因素，从而确定涉案系争的仲裁协议内容。 (二)解释仲裁协议 确定了系争的仲裁协议之后，法院还面临对该仲裁协议进行解释的任务。实践中，当事人签订的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往往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有时候对于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约定不明确，有时候对于仲裁机构或仲裁地约定不明确，有时候甚至对于申请仲裁的意愿也约定不明确。在这种情况下，法院首先应运用合同解释的方法，对系争的仲裁协议进行解释，探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这当然也是事实认定的一个步骤，在此基础上方能进行准据法的选择以及域外法的适用。 当然，仲裁协议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也涉及法律适用问题，不同国家的法律对合同解释的原则和方法在规定上可能有所差异。但从根本上说，合同的解释是对作为裁判依据的事实所作的说明，属于事实认定的范畴。一方面进行合同解释时可能尚未确定准据法，或者进行合同解释正是为了适用冲突规范确定准据法，另一方面通过合同解释所认定的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才是需要进行法律评价的最终对象。因此，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应尽可能地采用通行的合同解释方法，通过对合同文本、订约目的、磋商过程、交易习惯等多方事实的分析来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案例二：上海XX物流有限公司诉XX(香港)船务有限公司航次租船合同纠纷案 该案中，双方当事人就租船合同中“Arbitration,if any, in HONGKONG and English law to apply”的解释问题产生争议。被告主张该条款已明确约定将纠纷提交仲裁解决，而原告则认为该条款应解释为“如果要进行任何仲裁，适用香港法律和英国法律”，并未排除诉讼管辖。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关于“if any”的文义解释，应理解为“如有任何争议产生”的省略语或者是一个英语语法中的语气词。因此，双方当事人将纠纷提交仲裁解决的意思表示清楚，即双方已约定在香港仲裁，适用英国法律。香港法律是本案仲裁程序应适用的法律，根据香港《仲裁条例》，系争仲裁条款有效并可以实施。故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的租船合同纠纷应提交仲裁解决，一审法院无管辖权。二审法院审理认为，系争条款是当事人对涉案纠纷提起仲裁时的仲裁地点和所适用法律所作出的特别约定，不构成双方之间选择的唯一纠纷解决方式，并未排除诉讼管辖。故最终裁定本案应由上海海事法院审理。 在涉外租船合同中，“Arbitration,if any，……”是租约中常见的条款形式，在订租确认书(fixture note)中，该仲裁条款通常作为格式条款包含于合同之中。由于涉外租约往往以英文订立，并不一定同时存在中文版本，因此，在海事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往往就上述条款有不同的翻译和理解，从而导致纠纷的产生。 对于上述条款的解释，在一些英美判例中有所论及。如在一个买卖合同纠纷案中，英国王座法院认定“arbitration, if any, by ICC rules in London”是一条有效并且具有约束力的仲裁条款，并就该短语的解释作如下说明：作为合同一部分的仲裁条款，可以证明当事人双方有意将他们之间产生的争端提交仲裁解决。除非申请方能够充分证明在签订合同时，当事人双方对于“if any”的理解均是“若需进行任何仲裁”，否则根据一般商业常识，“if any”就应被视为多余的词，或是作为“若有任何纠纷”的缩写。如按此解释，系争条款应理解为“若有任何纠纷，应在香港申请仲裁，并且适用英国法律。”按此解释，则应认定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单独订立了仲裁条款，即双方将纠纷提交仲裁解决的意思表示清楚，从而排除了诉讼管辖。 但同时，我国司法实践中也有对类似条款进行审查的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四他字第36号复函中所针对的仲裁条款与本案系争条款基本一致。在该案中，当事人在租约第二十条约定：“G/A ARBITRATION IF ANY TO BE SETTLED IN HONGKONG WITH ENGLISH LAW TOAPPLY;如果仲裁，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适用英国法律”。对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该条款的中英文表述虽然不尽一致，但含义均为“如果提起仲裁，在香港适用英国法律”。这一约定是双方当事人对涉案纠纷提起仲裁时的仲裁地点和所适用法律作出的特别约定，不构成双方之间唯一的纠纷解决方式，并未排除诉讼管辖。最终，本案二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该项复函的精神，认为本案系争条款应解释为“如果提起仲裁，在香港进行，适用英国法律”，并就此审查意见按规定向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请示。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民四他字6号复函中认为：根据案卷记载，双方当事人均将本条款中的“Arbitration, if any”翻译为“若发生任何仲裁”。故与前一复函的结论相一致地，上海海事法院应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本案纠纷主要涉及的就是仲裁协议的解释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和一审法院在对协议的解释上运用了不同的方法，从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最高人民法院系根据当事人在诉讼中自行翻译的中文文本来解释合同条款，而一审法院则根据该租船合同文本的通常商业解释来解释此一条款。通常情况下，这两种方法均是合同解释的合理路径，但从最高人民法院两次复函的内容来看，在涉及类似仲裁条款英文含义不明、可能存在多种中文翻译的情况下，尤其是仅涉及大陆当事人与港澳当事人的案件，我国目前的海事司法实践更倾向于通过中文翻译来确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当然，本案中还有其他问题值得探讨。从两个复函的内容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均系根据仲裁条款自身的含义直接判断当事人有无选择仲裁、排除诉讼的意思表示，而并没有适用仲裁地法来判断仲裁条款的效力。这似乎隐含了在涉外海事仲裁协议的司法审查中，确定当事人的仲裁意愿先于域外法的适用，如果经过对仲裁协议的解释可以确定当事人没有排除诉讼管辖的，我国法院就享有管辖权，而无需进行进一步的域外法适用。当然，当事人的仲裁意愿无论在哪个法域都是仲裁条款有效的必要条件，两个复函所认定的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即使根据域外法进行评价或许也能得到相同结论，但在理论上，笔者认为这一根据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直接判断我国法院具有管辖权的审查方式依旧值得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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