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与时转则治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探究法与时代关系所得出的结论。先秦诸子百家中，法家为其“法治”理论寻找根据，提出了不同于儒、道、墨诸家的历史时代观。主张历史进化论，商鞅和韩非都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的发展是顺序进化的，不是今不如昔，而是今胜于昔，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历史条件不同，国家的法治和治国的方法也应相应变化，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如果在当今之世，仍“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那就是“守株待兔”的蠢人。因此，商鞅说，考虑法与时代关系时，必须是“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一道，便古不必法古，法古则后于时，循今则塞于势”因此要“不法古，不循今”。(《商君书·开塞》)，使法律和制度跟上时代的变化，韩非的结论更加明确： “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韩非子·心度》)，商鞅、韩非以历史进化论为基础论证法与时代的关系，不仅为法家推行法治制造了理论根据，而且，其阐发的法与时代关系理论，在中国法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