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ript>
李晓康＊
[摘要]社区矫正是对罪行较轻的罪犯实施的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近年来，学界对社区矫正的讨论研究较热烈，实践中也出现了社区矫正的尝试。但我国法律目前缺乏对社区矫正的规范。本文拟从主体、性质、途径、方式等四个方面对开展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
[关键词]社区矫正 对策
社区矫正是与监狱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主要适用于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裁定假释、被剥夺政治权利，以及被暂予监外执行的5种罪犯。其中罪行较轻、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弱病残犯、女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是重点对象。
目前，社区矫正工作还没有法律法规予以支撑和规范。 广州市荔湾区作为广州市的社区矫正试点区之一，于2006年7月正式启动试点工作，其中华林街、多宝街等十一条街道先行。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目前试点工作进展良好，按照预定的内容执行社区矫正的各种制度，定期了解社区矫正对象思想动态、上门走访，开展培训和心理咨询等。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必须予以注意并解决，否则将影响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推进和矫正工作效果。
一、 注意和解决队伍、力量问题
社区矫正是“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实施的。因此组建统一管理社区矫正工作的专门国家机关十分必要。但由于目前并没有管理社区矫正工作的专门国家机关，因此，社区矫正工作历史地落在了三支队伍和力量身上：一是以司法所为主的专业主导力量，二是以监狱、劳教警察为辅的专业辅助力量，三是以社会志愿人员为补的社区矫正工作补充力量。荔湾区在试点工作中没有采用以监狱、劳教警察为辅的专业辅助力量，只选择了以司法所为主的专业主导力量，形成了社区矫正工作由一支队伍实际实施和操作的局面。目前，虽然全区各司法所经过第一轮规范化建设，人员基本到位，但人员数量相对于司法所所承担的任务而言，显得力量普遍不足、人手不够。由于社区矫正工作属于刑罚执行性质，社区矫正工作者身兼法律执行者、行政官员和社会工作者三种角色，这三种角色在社区矫正工作者身上存在冲突显得不调和，因此出现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身份相对于所承担任务不相适应的问题。对于这一现象，笔者认为应当通过身份授权和委托执法方式予以解决。在目前政府机构不断改革、公务员行政编制十分紧张和有限情况下，司法所想要通过增加行政编制渠道解决人员力量不足、人手不够问题不太可能，也很不现实，因此，必须走迂回路线，从聘用人员上想办法。聘用人员如果专门从事台账记录、信息沟通、联系通知、档案管理等纯粹事务性工作的，可以不必进行身份授权和执法委托；但如果参与具体社区矫正的组织管理、教育培训、监督考核、解除矫正等工作的，必须进行身份授权和执法委托，而且，这种身份授权和执法委托期限不能太长，更不能一劳永逸，最好半年或一年重新办理或核准一次。对聘用人员的身份授权和执法委托可以由区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实施。聘用人员的身份一旦确定，试点工作中存在的工作量大、工作力量不足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当然，从事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是代表国家实施刑罚，因此社区矫正第一线工作人员的素质尤其是聘用人员素质必须得到切实保证。以社会志愿人员为补充的社区矫正工作力量是一支不可或缺的队伍。这支队伍主要由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社区居委会成员、离退休干部、高等院校高年级学生、矫正对象的近亲属和所在单位人员构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志愿人员的参与纯粹出于内心对某项事业的认同，因此其队伍的建设更需要摆脱计划经济的惯常模式。由于志愿者是一个颇具流动性的社会群体，因此稳定志愿者队伍的形成需要大量时间、精力和资金投入。这支社会志愿人员队伍的构成不但应当吸引热心人士参与，更应当以志愿人员能够履行自己的应尽义务或承诺为前提条件，不能徒有虚名或流于形式。否则，社区矫正工作的措施和效果将难以得到落实和保证。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按照志愿参与某项活动的时间长短将志愿人员分类，分为长期、短期、临时志愿者；按照参与志愿活动的空间分为社区内、社区外志愿者；按照参与志愿活动的程度分为全面参与、专题参与、暇时参与等不同类型。
二、 注意和解决认识、定位问题
在目前社区矫正工作缺乏法律法规支撑和规范状况下，社区矫正是什么性质、工作应如何定位、工作的核心是什么、如何处理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与体现矫正工作的人性化关系等认识问题一直在困扰着试点的先行者们。仅从分析社区矫正的概念入手可以看出，社区矫正首先是一种刑罚执行活动，是与监狱监禁矫正相对的刑罚执行活动，是在非监禁状态下矫正犯罪人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刑罚执行活动。因此，社区矫正的性质是刑罚执行活动。它与对刑满释放人员和违法青少年的安置帮教、人民调解以及社区社会工作本质上不同。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刑事执法活动中包含了对犯罪人的惩罚功能。作为一项刑事执法活动，社区矫正是对特定罪犯的刑事执法活动，而且是在社区中实施的刑事执法活动。针对如此性质，笔者认为，社区矫正的工作定位应该是一个目标、两个方面：一个目标就是促使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两个方面就是在非监禁状态下，一方面加强对犯罪人的教育和改造，矫正犯罪人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另一方面加强对犯罪人的帮助和服务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对应这一工作定位，社区矫正工作的核心应主要放在“矫正犯罪人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避免其重新犯罪”上。社区矫正虽然是行刑社会化和人性化的体现，但它毕竟包含了对犯罪人的惩罚功能。虽然惩罚的严厉性远远低于死刑和监禁刑，但并不能就此否认它的惩罚功能。因此，在这种大背景下体现人性化，必须是根据犯罪人个体情况，对其进行适当监督，限制其一定人身自由或承担必要经济责任，不能出现完全由着矫正对象的意愿行事或根本不考虑矫正对象实际的情况。
三、 注意和解决手段、保障问题
社区矫正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对犯罪人的帮助教育和改造，使其能够早日适应正常社会生活，改过自新后回归社会。但在试点过程中，常听到诸如对违规或违法矫正对象没办法的叹息和抱怨，而在实践中往往出现矫正对象因谋生或生计而无法履行应尽义务或者无法服从管理的现象，这使得社区矫正工作者感到无计可施，束手无策，认为社区矫正工作难以落实到位。这种情况在荔湾区的社区矫正试点实践中确实时有发生。事实上，既然社区矫正的执法活动是在社区而非监狱，那么要避免矫正对象在社区重新犯罪，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使之在社区中能够正常生活并融入社区。这时，社区矫正工作者要做的首先不是简单地管理，而是对矫正对象提供特别帮助和服务，包括帮助他们寻找工作或办理最低生活保障，帮助他们在获得工作后努力保持，帮助他们妥善解决个人与家庭、邻里的关系，帮助他们树立生活信心，正确认识社会正确面对自己，正确认识社会现实与主观能力之间的矛盾，等等。并根据每个矫正对象的不同情况，充分运用社会工作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对矫正对象予以充分理解、尊重和关心，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摒弃千人一面、一刀切的矫正思路和方法，视不同对象的具体情况，将刚性、死板的矫正管理、纪律、要求等灵活实施或变通体现，量身订制出带有个人身份特征的管理方法和模式，真正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实事求是地实现以个别教育为主的社区矫正目标。如果在这种状态下，矫正对象依然动辄违规或违法，就可酌情建议收监。因此，在这里可以看出，对矫正对象不是没有手段，只是没有一个适用于一切对象笼而统之的大一统方法和手段。笔者认为，面对每个具体的矫正对象，量身订制出带有个人身份特征的管理方法和模式是实施矫正工作最好的方法和手段。 当然，对于矫正对象来说，教育和感化并非万能，因此思想改造也不可能百分百绝对成功，必须要有足够的惩罚措施作为补充。实践中拉拢甚至腐蚀矫正人员、不服从矫正管理、拒绝做义工、拒不报告行踪的矫正对象已经出现，因此，除对严重违反矫正纪律和要求的矫正对象建议收监矫正外，对那些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还未重新犯罪的边缘对象，要及时制定惩罚措施。
四、 注意和解决协调、配合问题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审判、刑罚执行、社区管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群众工作等各个层面。司法行政机关作为主管机关，必须加强与法院、检察院、公安部门、监狱、劳动、民政、社会保障等部门的联系与协调，取得街道、居民等的密切合作，依靠社会各方力量开展矫正工作。例如笔者认为，社区矫正的最大难题是矫正对象的生活和就业问题。目前城市下岗人数较多，外地流动人口又不断进入，广州市荔湾区的外地流动人口就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社区矫正对象的就业压力很大，就业前景极不乐观。如果没有维持生活的收入，矫正对象就将情绪不稳，很有可能引发重新犯罪。而劳动培训与就业并非司法行政的自身职能，司法行政部门也不可能违背市场化就业规律，硬性摊派矫正对象就业。必须积极与社区及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充分利用社区和社会资源，推进矫正对象就业。对于那些年龄偏大、没有一技之长、身体差的矫正对象，还要帮助解决最低生活保障。诸如此类需要协调的事项还很多。总而言之，社区矫正工作者在履行职责时必须充分发挥协调作用，在协调中体现矫正工作的服务性、角色的多样性、处事的配合性、视角的全方位性。
开展社区矫正工作需要注意和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诸如人员素质、考核标准、经费保障、惩罚措施、限制程度等等，这些都需要广大社区矫正工作者不断探索，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解决。
*广州市荔湾区逢源街司法所干部。
摘自《法治论坛》第8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