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 | 罪刑法定原则 |
| 释义 | 什么行为构成犯罪，对各种犯罪处什么刑罚，由法律明文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罪刑法定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司法专横时提出的一项法律原则。在整个中世纪，司法制度上盛行的是罪刑擅断主义。即犯罪和刑罚不由法律预先规定，而完全由国王、法官任意决定。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历史潮流中，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提出了罪行法定主义思想。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写道：“专制国家是无所谓法律的。法官本身就是法律。君主国是有法律的；法律明确时，法官遵照法律；法律不明确时，法官则探求法律的精神。在共和国里，政治的性质要求法官以法律的文字为依据，否则在有关一个公民的财产、荣誉或生命的案件中，就有可能对法律作有害于该公民的解释了。”意大利的贝卡利亚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罪行法定主义的原则。他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写道：“只有法律才能对犯罪者规定刑罚……超出法律的刑罚是不公正的，因为它是没有法律规定的另一种刑罚。”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把罪刑法定原则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1789年《人权宣言》第5条规定：“法律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其第8条规定：“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法前已经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实行的法律外，不得处罚任何人。”这个原则几乎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刑事立法中都得到反映，如1810年《法国刑法典》、1871年《德国刑法典》、1881年《荷兰刑法典》等。英美的情况与欧洲大陆有所不同，在刑事法律上没有类似的规定。英国是通过人身保护律来取消罪刑擅断主义的，美国于宪法修正案第五条中作原则的规定：“未经正当法律手续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中国清末民初的刑事立法，受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影响，也在刑法中取消了类推原则。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颁布的《宪法大纲》中曾规定：“臣民非按照法律规定，不得加以逮捕、监察、处罚”。以后旧中国历届政府，包括国民党政府刑法中也规定：“行为之处罚，以行为时之法律有明文规定者为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罪行法定主义逐渐成为世界公认的法律原则。如1948年10月联合国大会第三届会议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第2项规定：“任何人的任何行为，其发生时依国家法或国际法均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为犯有刑事罪。刑罚不得重于犯罪时适用的法律规定。”1954年4月的《国际人权公约》草案第15条第1项，又重复了这一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在历史上有一定进步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原则对于限制资产阶级的司法专横，也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立法、司法还是法学理论上，都没有完全否定类推，真正实现罪行法定。法国在《人权宣言》颂布后不久，国民议会于1793年7月10日就公布了关于法律没有规定的犯罪的法律。另外，为了防止罪刑法定主义可能给它的统治带来某些不利，资产阶级国家都加强了刑事立法工作，一方面在刑法中规定了很多罪名，唯恐犯罪行为有所遗漏，另一方面及时颁布特别法令，来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特别是到了帝国主义时期，更是广泛适用类推规定。如1935年6月28日德国对《德国刑法典》第2条进行了修改，规定：“任何人，如其行为依法律应处罚者，或以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和人民的健全正义感应处罚者，应判处刑罚。如其行为无特定的刑事可以直接适用者，应依其基本原则最适合于该行为的法律处罚之。”这里的“法律的基本原则”、“人民的健全正义感”，实际上就等于为统治阶级任意解释大开方便之门。罪刑法定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苏联在1958年《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纲要》中，就采取了罪刑法定的原则。1960年《苏俄刑法典》第6条规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和是否应受刑罚，根据实施行为时现行的法律予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于犯罪，刑罚和对各种具体犯罪的处罚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对各种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规定定罪判刑，是我们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以有严格限制的类推作为补充。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9条规定：“本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条规定既从适用和条件方面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又从适用的程序方面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从而保证了我国法的适用，在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前提下，能及时同那些刑法上没有规定的犯罪作斗争，维护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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