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 | 死缓的适用条件 |
| 释义 | 死缓的适用条件 (一)“罪行极其严重”的界定 刑法第48条后段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这就是死刑缓期执行制度，学界通常简称为死缓制度。死缓不是独立的刑种，而是死刑适用制度，死缓制度是我国刑事立法的创新，对于贯彻少杀政策，缩小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范围，促使罪犯改过自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实践中，多数被判处死缓的罪犯，都被变更为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大大减少了死刑的执行率。但是，这样一个具有缓冲作用的安全阀，如果适用不当，在实践中会取得反效果，即错误地理解死缓的适用条件，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死刑的适用。笔者认为，由于普遍重刑化的思想、民众的强烈的报应心理以及理论上死缓适用条件的错误解读，恰恰导致死缓成为无期徒刑的替代措施，没有成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这种做法背离了死缓制度的宗旨。 死缓的性质只是死刑的暂缓执行，而不是独立的刑种，不存在独立的宣告条件，因此，死缓犯的罪行也必须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刑法第48条前段)，这是前提条件。这个表述和1979年刑法略微不同，1979年刑法使用的词语“罪大恶极”，有的学者认为，该修改克服了“罪大恶极”含义不明、用语不严谨的弊病。还有的学者认为，从文理上看，删除了“恶极”的条件，这似乎导致死刑适用条件的放宽，但从我国限制死刑适用的政策理解，“罪行极其严重”和“罪大恶极”的含义是等同的，都要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还有的学者认为，这一具体化和明确化的修改，导致立法者只注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而忽视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这导致了死缓适用条件的降低，这是由于立法者为了司法操作的简便，因而导致了概念的异化，属于立法技术上的缺陷。但仍然应该根据我国限制死刑的政策，考虑客观危害和主观的危险。[1]笔者认为，上述看法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反过来思考，应该说1997年刑法一定程度上严格了死刑适用的条件：只注重于“罪行极其严重”的客观面，这种程度的要求从普通的语言角度说，比“罪大”要高的多，尽管其准确的比例无法精确的计算。表面上，考虑“罪大”和“恶极”两个条件似乎比一个条件要严格，但前提是必须对“罪大”和“罪行极其严重”作相同的理解，而且，实践中不能因为“恶极”而影响“罪大”的判断，换言之，不能因为“恶极”而使得“罪大”的程度降低，用“恶极”来补强“罪大”，实际上降低了死刑的适用条件。因此，基于考虑“罪行极其严重”的程度大大高于“罪大”的意义，此种修改符合限制死刑的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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