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 | 驳精神损害赔偿限额论 |
| 释义 | 一、引言 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人们的权利意识日益觉醒，民主法制的观念深入人心。一个社会，只有当其成员都享有独立的人格、平等的地位、明确的权利、稳定的财产、安全的交易，我们才能说，这个社会是文明、进步、开放、繁荣的社会。[1]权利和法律成为这个时代的流行语，已经笼罩在整个社会之上，此可谓“走向权利的时代”，也可谓“为法律而奋斗的时代”。[2] 人们不再停滞和满足于近代民法对财产权及外部物质世界的保护，转而更关注于人身权不受侵害及内心精神世界安宁的呵护，这使现代民法确立了另一座法律里程碑：必须注重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和保护。 二、关于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在德国称为“相当金钱赔偿”，判例学说上称为“痛苦金”，瑞士称为“金钱给付之慰抚”，日本称为“慰谢料”，法国称为“精神损害赔偿金”，台湾称为“慰抚金”，我国的称呼不一，如有的称为“残疾赔偿金”，有的称为“死亡赔偿金”，有的称为“精神抚慰金”，等等。相对于财产损害来说，“精神损害是无形损害，其数额的确定不象财产损害那样可以相对精确的加以计算这一特征上却有着不争的共识”。[3]在“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指导思想下，《民法通则》和相关司法解释对于侵害精神利益赔偿的依据、赔偿多少的问题始终如“镜中花，水中月”。正如秋-菊只要“讨个说法”，立法并不注重结果责任的大小。但任何针对诉求的判决却必须“给个说法”，并且还要“给个结果”。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和法官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立法者”的角色，内定了一定的上限和下限，在此幅度内“自由裁量”。由于“立法滞后”，“司法先行”为变通之策，诚为不得己而为之，本无可厚非，但如此人为的为了操作方便、为求司法的“统一”而限定数额，有违精神损害的本质和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 三、关于限额 鉴于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所固有的地区不平衡性《，民法通则》和相关司法解释对赔偿的具体标准未作规定。实践中，已经有一些地方立法机关和高级人民法院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作出了比较具体的规定。[4]如《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最低应为5万元以上；上海各级法院的统一做法是赔偿额一般不超过5万元；北京市高级法院曾内部规定，名誉权案件的赔偿金数额原则上不得超过5000元；西安市中级法院对新闻侵害名誉权的赔偿数额内定掌握在100元至1000元之间；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对肖像权的赔偿数额一般掌握在200元以下；天津市各级法院对肖像权的赔偿数额一般掌握在30至300元幅度之内，最高一案为700元。[5]本文暂不关注地方法院有无立法权，而是质疑其确定的幅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一）上限 从实用主义出发，为了追求司法上的统一和操作上的便利，限制法案的自由裁量，理论界和实务界提出限制精神损害赔偿的最高额的几种理由： 1.便于操作 在“立法上规定一个数额幅度或确定一个最高赔偿额，是解决精神损害赔偿的赔偿数额的最可行方法”。[6]由于“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规定限额幅度，不利于实务上操作”。[7]上述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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