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 | 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法律是如何规定的 |
| 释义 | 无权处分合同效力 合同法第51条将无权处分合同规定为效力待定：如果权利人追认或者无权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的，因无权处分而订立的合同有效;若未经权利人追认且无处分权人事后也未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无效。如果仅从该项制度本身而言，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但如果将其置于我国整个民法体系中，与相关理论作综合分析，朱律师认为仍有不少问题值得商榷。 (一)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判断 1、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对象指向的是“无权处分合同”，而非“无权处分行为”。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在物权行为模式下与非物权行为模式下所指向的对象是不同的。在物权行为模式下，法律行为被区分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非直接处分标的物，唯就该标的物作成负有让与义务的法律行为，称之为负担行为。直接让与标的物(物或权利)之法律行为，称之为处分行为。在物权行为模式下，负担行为的效力不受处分权的影响，处分行为是相对于负担行为而独立化、无因化。在权利人未追认的情形，仅“处分行为”无效，而“处分合同”的效力不受影响。在非物权行为模式下，采纳统一法律行为，对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一体把握，将处分行为纳入债权行为之中，视标的物所有权变动为债权合同直接发生的法律效果，因此，只存在债权合同(这里即处分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而不另外存在处分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依据《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它所指的是合同有效”，而不称“处分行为有效”，显然合同法立法思想是不采纳物权行为模式，因此，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直接指向“处分合同”，而非“处分行为”。 2.在权利人未追认或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后未取得处分权之前，该处分合同效力属效力待定状态。所谓效力待定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其不完全符合有关生效要件的规定，其效力能否发生，尚未确定，一般须经有权人表示承认才能生效。在无权处分合同中，无处分权人缺乏处分能力本应使订立的合同无效，但考虑到经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虽然属于无权处分，如果权利人追认或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没有理由强使其无效，这即符合追认权人利益，有利于促成更多的交易，也有利于维护善意相对人的利益。因此，在权利人追认前或无处分权人取得处分权前，将合同规定为效力待定合同，而不是简单地宣告该合同无效，是符合各方的利益的，权利人对效力待定合同追认后，或无处分权人取得处分权后，该合同就生效。 (二)权利人的追认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关系 追认行为是对已经发生的法律行为的承认，是一种事后行为为补助的法律行为，其本身并无独立的实体内容，而仅是对现存在的法律行为的效力予以确认或补充。鉴于无权处分涉及权利人、无权处分人、相对人三方法律关系主体，较为复杂，故朱律师将涉及相对人的外部关系与权利人和无权处分人间的内部关系分离研究。以下以动产买卖为例进行分析。 1.追认的外部效力。追认并不是指就该动产的买卖签订了买卖合同后，而是指完成了交付行为后的一种承认行为。买卖合同在当事人间只产生债法上的负担，属于负担行为。交付完成之后，始发生物权变动的后果。可见，处分是一个物权法上的概念。即使我国民法理论不承认有物权行为，也不能忽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别。这就是“区分原则”。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的概念区别源于德国民法理论。正如梁先生所论的：“从德国法继受而来的这套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体系，已经融入中国社会之中，成为中国立法、司法、教学和研究的理论基础，成为中国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讨论民法的完善，当然是在这个基础、这个传统之上进行完善。”所以我们在读解“处分”这一法律概念时，不能无视德国法上区分原则的存在。“区分原则”力图实现这样的一个目的：使处分权的有无不致影响到合同的债法效力。在我国，能够引起物权变动结果的行为整体构成一项处分。即：有效的买卖合同、处分权、公示行为整体构成处分。 处分完成后追认的意思表示是辅助的法律行为。追认将产生以下法律效果：当无权处分的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不符合善意取得要件时，追认使买受人合法取得权利，并溯及至标的物交付时而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追认使效力不确定的无权处分行为得以发生确定的权利变动的效力。即：追认可以治愈处分权的欠缺。 追认的对象是买卖合同还是处分行为，是一个分歧点。《合同法》第132条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是将处分权作为买卖合同的有效要件。因此，《合同法》第51条将“合同有效”作为追认的法律效果。另有学者认为，“买卖契约之成立，不以出卖人对于买卖标的物享有所有权为要件”追认与否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朱律师认为，因为“处分权”是处分行为而非原因行为的要件，这是区分原则的固有之意。“区分”是解决无权处分的关键一环。应当以处分行为作为待辅行为，权利人不追认只是使处分无效。致使买卖合同处于履行不能状态时，买受人可依买卖合同追究无权处分人的违约责任。如果以买卖合同作为待辅行为，权利人不追认就使他人间的买卖合同不生效力。这一制度的价值目标颇为费解。一方面，买受人无法通过追究无权处分人的违约责任获得救济;另一方面，合同自由、合同信用受到国家意志的不当干预，买卖合同权利瑕疵担保制度的功能失灵，合同相对性原理也遭到破坏。这种对权利人的救济措施是以牺牲买受人利益为代价的。在救济一种受侵害的合法利益时不应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买卖合同当事人间的债法利益同样应受到尊重。因此，《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实有不妥之处。 2.追认的内部效力。处分行为完成后，无权处分之出卖人与权利人之间产生法定之债的关系。权利人的追认行为虽然弥补了处分权的欠缺使处分有效，但该追认行为并不是处分权的授予行为。正如德国学者拉仑兹(Larenz)教授所论：溯及力效力所涉及者，仅系法律效果(使处分发生效力)，无权处分之事实不因承认而变更。即便如此，追认行为在内部关系中亦有意义。因为追认意思表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使权利人与出卖人间债的性质发生变化。即：以所有权换取不当得利返还之债的债权。 当买受人是恶意相对人时，因不能善意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所以，权利人仍然拥有所有权。无权处分人虽然受有利益，但权利人无权利损失，所以不能向无权处分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这种场合，权利人经过追认使处分有效，便可以向无权处分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在实务中，权利人向法院起诉要求无权处分人返还不当得利时，可以认为是以推定的形式追认了处分行为。也即权利人在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和物的返还请求权的选择中放弃了后者。但是，考虑到这种选择对权利人来说具有信息不对称的风险性，所以必须强调法律救济的有效性。只有当权利人获得不当得利给付判决时，法律才能推定其作出了追认表示。 权利人也可以基于无权处分人的侵权行为而请求侵权损害赔偿。当无法找到买受人向其请求返还或者无权处分人未获得利益时，这一请求权更有意义。但权利人必须证明无权处分人有过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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