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 | 名誉权的界限 |
| 释义 | 名誉权的界限 电视连续剧《来来往往》在几家电视台陆续播出后，武汉市妇联发表严正声明，并于该市召开各界学者座谈会，提出该剧侵犯了其名誉权。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名誉权”的案件越来越多，忙于打官司的多是名人。这一次，一个社会团体开始了名誉权诉讼。 一个社会团体有没有“名誉权”问题引起广泛关注。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员梁慧星、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 “公共机构，不应成为名誉权诉讼主体” 记者：《来》剧播出后，武汉市妇联提出该剧侵犯了其名誉权。这件事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提出名誉被侵权的不是个体，而是一家社会机构，您怎么看? 梁慧星：从民法严格意义上来讲，侵犯名誉权是指散布虚假的信息，造成某个公民的社会评价和名誉降低。 这里包含几层意思。一是信息有严格的范围，着重指有关道德评价方面，而不是一般的信息，因为道德、品质方面的评价是公民最容易受到伤害又最难以保护的部分，法律着重保护这方面的评价;二是着重保护自然人的权利，也就是公民的权利，因为一个组织不存在道德方面的评价问题;三是只要信息真实，就不构成侵权;还有一点重要的是，要构成严重侵害，才能说是侵犯了“名誉权”，而不是只说了一两句话。 那么，对一个社团是否能构成名誉权侵权?就我了解的知识和掌握的情况而言，这是不可能的。 一个组织体，存在于社会当中，服务于社会，就要接受人们的评价，特别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社会团体。法律不可能承认一个组织体成为名誉权侵权的受害人。 贺卫方：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有的社会团体属半官方机构，作为社会公共机构，不应成为名誉权诉讼主体，这是一个大的前提。 公共机构行使的是公共权力，所以我们首先要倡导的，就是采用各种方式——舆论的、媒体的、文学作品的等等，对公共机构进行更直接、更无所顾忌的监督。因为这同社稷安全和保障公民权利有密切关系。 所以，公共机构的名誉权诉讼资格必须加以严格限制。否则，舆论、传媒或者文学作品的监督，一定瞻前顾后，缩手缩脚，对整个监督不利，这是社会更大的损失。 记者：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这里的法人应该指的是什么? 梁慧星：《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和法人都享有名誉权，名誉权受到侵害，有权要求停止侵害。这里的“法人”，主要是指商业公司。商业公司的信誉，通常所说的商誉，对一个公司来说至关重要，类似于个人的名誉，所以法律要予以保护。 贺卫方：应该主要指企业法人，不适用于公共机构。一家公司的名誉受到侵害，它产品的信誉就会受到影响，进而带来经济损失。但公共机构，管辖范围固定，管辖权稳定，比如你所在地的法院声誉受损，大家想到别的地方起诉，这是决不可能的，同时又不存在带来经济上的损失。因此，公共机构理应受到更为严厉的监督。 “虚构，岂能构成侵权?” 记者：有关名誉权的诉讼，在我国的发展情况如何? 梁慧星：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有关名誉权的案件不断增多，特别是社会名流、明星的诉讼较多。近年来普通公民的诉讼开始增加，比如在商场被无辜搜身造成的名誉权纠纷等。作家之间的诉讼目前多起来，但很多都超出了名誉权诉讼范围，批评者大部分都是对作品本身做出评价，即使对作品有所贬低，也不构成侵害“名誉权”。 记者：电视剧《来来往往》是虚构的，但剧中明确使用了“武汉市妇联干部”这一真实称谓，而且剧中这一类人物形象“显得装腔作势，猥琐狼狈”，被认为严重损害了妇联组织和妇女干部形象，构成了名誉侵权。 如果我们暂且把“名誉权诉讼资格”放在一边，这个侵权理由成不成立? 贺卫方：当然不成立。“武汉市妇联干部”，它的含义应该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武汉市”的妇联干部另一种是“武汉市妇联”的干部。 而且，大家都知道，文艺作品是虚构的。电视剧是编剧编出来、导演导出来、演员演出来的，也就是说，整体上都是虚构的。虚构，怎能构成侵权?文艺创作，完全可以对某一个特定的群体进行一种讽刺，这是创作的权利和自由。 侯宝林曾经说过，“啊呀，真是不愿意讽刺售货员，他们很辛苦。”华君武的漫画中，老是有一个穿中山装戴列宁帽的官员，那是否意味着整个的官员形象都受到损害，全体官员都可以提起名誉权诉讼? 而且，说一个工人不好，就是攻击整个工人阶级;假定某个社会团体一个或几个干部的形象不那么光彩，就是丑化该团体;丑化该团体，就是丑化该团体的所有干部，其实还可以往下继续——丑化该团体的所有干部，就是丑化该团体联系的所有群众，丑化中国妇女，就是丑化中国人民。这是以不断增加群体的方式来论战，希望获得一种话语上的霸权，但法律是不能接受这样的推理的。法律只接受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决不是推论。 梁慧星：电视剧只是一种艺术作品，并不是真实评价。即使是真实评价，都还不构成侵权，何况是文艺创作?如果连我们的艺术作品都不敢开个玩笑，写个讽刺，我们的社会岂不是倒退了? 记者：虚构的文艺作品，即便是偶然点到了现实生活中真实单位的名字，也根本不构成侵权? 梁慧星：当然，如果《来》的编剧能够谨慎一点，虚构一个“市”，可能会更妥当。但是，从法律角度讲，法律规定，作家有创作的权利和自由;法律规定了不得滥用这种权利侵害别人的名誉，但法律并没规定，艺术作品应该怎样去创作。 名誉权诉讼在法律上有一个基本常识，就是说，构不构成侵害，并不能以当事人的看法来认定，而是要由一般人来看。谁也不会相信，电视剧中出现了“武汉市妇联干部”，就真的等同于武汉市妇联。 侵害名誉权还有一个要件，那就是“故意”。《来》剧并不是针对武汉市妇联拍的，不过是在武汉实地拍摄，提了一下名字罢了，违法都谈不上，更不用说侵害名誉权了。 “名誉权，在我国还没有确立很好的基本框架” 记者：武汉市妇联提出《来》剧侵犯了其名誉权，当地的一些学者也这么看。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否与我国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司法解释不清有关? 贺卫方：关于名誉权的诉讼，在我国的确还没有确立很好的基本框架。 我们的法律条文只规定了名誉权不得侵犯，但在实际生活中，光有条文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一系列的法律解释来丰富。什么样的言论和行为才能构成侵害名誉权?什么样的机构什么时候享有名誉权?什么样的人物应该受到限制? 有了这样的法律解释，一个公民在行为之前，就可以知道什么可能是违法的，什么可能是构成侵权的。“法治”的含义就是，一个人能在行为之前知道自己的行为后果。 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名誉权诉讼的解释很简单。应该说，不仅是名誉权这样的案件，中国许多方面的法律中都存有这样的缺陷。 长期以来，我国法律解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往往把它看成是辅助性的东西，而法律条文又往往可以做多方面解释。这就使得现实中案件的受理和判决，常常取决于判案法官、受理法院的倾向。 梁慧星：什么是名誉权，如何构成侵害名誉权，我们的法律没有下定义。如果给出定义，可能会好一些。 名誉权诉讼增多，与我们的社会进步有密切关系。但是，不能够把名誉权扩大化，把与名誉权没有关系的评价也说成“侵害名誉权”，目前这个倾向比较明显。 《民法通则》没有给出定义，应该参考权威教科书，特别是要看最高人民法院怎么解释。刚刚我们谈到的侵犯名誉权的定义，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参考了各国的民法理论、著作作出的，范围比较窄，而且有比较严格的限定。 但是，由于理解各不相同，有人完全可以理解得更宽泛，也有人会把名誉权无限扩大，从而增加一些无谓的诉讼。同时也不排除，某些地方法院理解得很宽泛，如果法院这样判决，反过来就会影响社会正常的权利，诸如新闻报道自由和文学创作自由。如果这些权利受到影响，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不利。 公民在社会中既要接受别人的评价也会评价别人，这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哪个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评价有高低之分，不能因为评价降低了就认为是侵害名誉权，除非构成了侵害名誉权的要素。一个组织就更不用说了。 记者：关于提起名誉权诉讼，什么样的人物应该受到限制? 贺卫方：公共机构的名誉权诉讼资格应加以严格限制。除此之外，公众人物的条款必须要导入。 “侵害名誉权”，主要是指一个人的社会声望和社会评价受到极大伤害的言论和行为。而这个人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百姓，应该做严格区分。 “公众人物”在西方国家是个很重要的概念，它使得很多人被排除在名誉权法律保护范围之外。作为公众人物，必须要接受舆论、媒体更加严厉苛刻的监督。 第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地位、风范、言谈举止对社会风气影响很大，甚至会影响整个社会安全。如果他们的隐私权、肖像权、名誉权都能够妥贴地保护起来，导致的结果只能是，行使公共权力的人不受监督。第二个原因是，他们的机会更多。我每天到北大讲课，不会有记者跟在我身后。公众人物则不同，闪光灯、摄像机都会对着他们，面对一些认为不实的批评，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媒体去不停地解释、澄清，从而强化个人的无辜和清白。老百姓则完全不可能有这种机会。公众人物受到媒体更多关注，这也是对等原则的体现。 从法律上讲，每个人都有名誉权，但在法律解释上，必须做出严格区分。区分的结果，一定是更加严格地限制公众人物用名誉权的方式提起诉讼。普通百姓，才是名誉权的重点保护对象。 引用法条： [1]《来来往往》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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